日军在宜罪行铁证如山 中央档案馆公布战犯侵华

7月6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据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笔供，其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第39师中将师团长期间，奉命攻占宜昌，在宜昌、当阳、枝江等地下令烧杀掳掠，进行人体瓦斯实验，惨无人道。

6日，宜昌市档案馆原馆长孙维玉向记者介绍，佐佐真之助在宜犯下的罪行最终大白于天下，宜昌市档案馆保存的侵华日军忠灵塔石牌，宜昌平和里的2处慰安所遗址，便是记录他们罪行的铁证。

据中央档案馆公布的史料显示，1944年至1945年，佐佐真之助在宜昌下令各个部队对俘虏进行试杀、刺杀作为练习，在瓦斯教育中使用俘虏；侵华师团在当阳设立慰安所，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该慰安所里有十多名中国妇女，都是因日军侵略战争而陷入困苦，被强制性收容的妇女。

图为：昨天，宜昌市档案馆原馆长孙维玉向记者介绍日军在宜昌犯下罪行的证据。

佐佐真之助供述“我想在宜昌、荆门也有和这同样的慰安所。”孙维玉表示：“不是可能有，而是确定有，目前已被挂牌为日军侵华遗迹。”他介绍，日军在宜昌城区设立的慰安所遗址位于平和里5号和7号。

孙维玉回忆，2001年的一天，他在宜昌陶珠路寻访时，一位名叫陈忠孝的老人介绍，他曾经在平和里附近的食堂跑堂，亲眼目睹日军在这里的罪行。平和里慰安所一共有四处地方，5号和7号是现存的两处。

日军在宜昌的另一大罪行是进行人体瓦斯实验。佐佐真之助供述，1945年1月，他的部下在湖北当阳杀害了俘虏约5名。“师团将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进行毒瓦斯教育之际，把2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又师团军医部，把4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力试验而虐待，最终把他们都杀害了”。

另据湖北日报报道：

7月5日，武汉北郊、张公堤、姑嫂树段，隐于鲜花丛中的抗战碉堡群。

时节虽是盛夏，雨点打在身上还是有几分凉意。因沿途修建公园道路受阻，我们在雨中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才找到其中一座弹痕累累的碉堡。碉堡高约10米，长15米，呈椭圆形，北面有5个宽约1米的大枪眼，周围还有10个砖块大小的枪眼。

张公堤遗存有9处抗战时期的碉堡，如今武汉市正沿堤修建森林公园，将其纳入统一规划，进行保护和修复。

累累弹痕，记录着一段苦难的岁月，更见证了一场壮烈的“中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武汉会战。此役是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的分水岭，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武汉会战后，日本法西斯侵占湖北长达7年，在荆楚大地犯下累累暴行。

可歌可泣的武汉会战

1937年8月21日，“七七事变”后仅仅一个多月，日军即对湖北进行轰炸，全省除十堰、兴山、鹤峰、宣恩、竹山、保康等地外，均遭日机犯境。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

史称，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200万。为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团约25万兵力，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飞机约300架。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

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战部队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

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摆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这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大小战斗数百次。其中万家岭一役，日军4个团被全歼，史称万家岭大捷。中国空军与敌激战，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国民政府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主动撤退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0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若勉强支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血腥的占领 疯狂的杀戮

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武汉沦陷初始暴行》描述日军占领前的情景：

“这是最后一天了。1938年10月24日，凉风飕飕，秋雨淅沥，汉口街头一派肃然。3万车夫、家眷，8000辆人力车、马车从10月21日起向沙市方向疏散。随着车轮的吱吱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武汉人口疏散终于落下帷幕……来不及走的市民扶老携幼，涌向租界。此时，法租界已开始戒严，关闭木栅栏。”

史载，“10月25日，中国军队奉命从武汉撤出，军队整师而退，秩序至为整肃。”当日下午4时30分，日军都城联队首先由汉口东北角冲入市区。次日，日军第六师完全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团占领汉阳。

日军刚刚踏进武汉市区，双手便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武汉沦陷初始暴行》记述：日军烧、杀、抢、掠、奸淫，犯下滔天罪行。27日，日军在市内捕获未及退出我军将士、乞丐等15人，驱至江边，并迫令步入江中，达至过膝时，即在江汉关距难民区大旗十五尺处，瞄准击毙。此外并驱赶难民下水泅渡时，鸣枪射杀。之后，日军纵火将龙王庙、王家巷一带烧成一片火海，持续了三天三夜。

租界区也不得幸免。10月27日，日军即宣布“安全区之设立已经过时”，迫使特区当局接受日军警戒，英军陆战队撤离到江中军舰；避难于旧德租界、意大利饭店的1000多难民被全部驱逐；日军又以“租界内藏有反日分子”为由，对法租界实行封锁，法租界顿成活地狱。

据记载，占领汉口的日本陆军，通过宪兵队强占中山大道积庆里的住宅，于1938年11月18日秘密开设了陆军慰安所。

侵略武汉之日寇，陆军方面司令官为侵华首级战犯岗村宁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到汉口接任，发现所有部队军纪败坏”，“在战场，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罪行。”

据1946年汉口市政府《汉口市抗战损失情况说明》的调查结果，抗战期间，仅“汉口市人口伤亡93630名，失踪1630名，此就土著民众有家可查的记之，其余全家伤亡无从查访，或为敌伪非刑暗杀无法可查者，又不知几凡？”

这是武汉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七年沦陷，我省伤亡逾92万

自1938年7月25日14时，日军第六师团波田支队在黄梅小池口登陆，湖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开始了长达7年的屈辱生活。

7年间，日本法西斯炮制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血案，共造成我省人口伤亡928956人。

湖北党史办宣教处处长熊廷华向本报记者介绍，为查清这些史实，他们分别在省、武汉市档案馆、图书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查阅了大量资料，并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大量文献资料及国民政府军战斗详报、会战电文，参考已有文献，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编著了《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记载，日军在湖北集中杀害10人以上的惨案就多达300起，而这仅仅是日军所犯下罪恶的一小部分。仅在武昌张公亭，日军就数百次杀害平民，总计杀害14000余人；在汉阳县第10区渔门乡，日军实施屠杀数百次，共杀害平民15000余人；1940年5月，日军13师团在宜都包围并以机枪扫射平民，杀伤无数；日军在黄陂县刘店乡坦教湖杀害平民4000人以上；在钟祥县老堤杀害平民3000余人；在宜城县杨家大洲杀死杀伤难民近千人。

1940年6月2日，3名日军在宜城县将4名70岁老太太烧死；1940年8月19日，在当阳县将正在念佛拜经的僧俗25人杀死；1941年，在宜都古老背，将17个小孩抛入江中淹死。

日军还以各种借口虐杀无辜平民。为试军刀是否锋利，日军铃木荣与横木，于1942年5月在江陵将两名“中国爱国者”斩首；1940年6月9日，为测试步枪性能，日军将逮捕的10名中国人排成一列纵队，在后面用一发步枪子弹同时杀死8人；为练杀人胆量，日军在沙市对活人进行刺杀。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日军39师团联队兵士长山本治，1943年4月13日于宜都县白洋镇，杀死陈德诗、杨楚三等村民的孩子共七八人充当食品，日军还在枝江正白水村烧毁民居100多栋，并挖出村民李新耀的心肝吃。

罄竹难书：日军罪犯的呈堂自供

4日下午，记者到省档案馆查阅有关抗日战争档案，工作人员抱出几大摞卷宗。“我们馆藏了近30万卷抗战档案”，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近10万卷是1951年到1956年有关部门调查日军所犯罪行及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笔录和认罪书。

时光的尘埃，掩不去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这些档案成为日本侵略军滔天罪行不可抹杀的铁证。

佐佐真之助：“我以师团长的身份，承担全部责任”

“杀害抗日战士3573人，杀害平民269名，虐待人民36425名，强奸妇女67名，烧毁房屋212栋……”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被告人佐佐真之助的笔供揭示了他的罪行。

1945年3月，佐佐真之助作为中将师团长，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在襄阳、樊城、南漳等地进行侵略作战，杀害居民90余人，将妇女、儿童、老人等12人残酷地绞死。在王家营村把18人以铁丝穿连手心，用刺刀刺死。在襄阳将和平居民30余人用铁丝拴缚推入河中，28人被淹死。纵容部下强奸、轮奸妇女多名，有的被轮奸致死。

佐佐真之助在认罪书上说：“这个内容是真实的，我以第39师团长的身份，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吉冈重美：“明天去杀活人”

吉冈重美在1954年3月14日供述：

我于1940年4月3日编入第39师团232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驻扎孝感县肖家港车站附近。

训练大约一个月后，一天教官向他们说：“明天去杀活人！”

第二天8时左右，老兵绑来2名中国人，将他们绑在刺刀柱上，并给遮住眼。大家依次刺杀，训练完毕后，就在附近挖了两个坑，把这两人埋了。当时这两名中国人一起哭，不过一下子就死了，他们的样子我至今记得。

铃木荣：“放毒是为了维护对中国的统治”

铃木荣自1940年参加宜昌作战。他在1954年8月3日的口供中说：于汉水上流白河进行渡河战时，我受大队长命令发射赤筒10枚、绿筒15枚(赤筒、绿筒均为毒气)，因中毒而晕倒遭杀害的抗日军人32名，我亲自用军刀斩杀4名抗日军，又在战斗中用炮火杀害抗日军约28人。

笔录中，还有如下记载：“放毒目的何在？”“当时奉命放毒，掩护日军大量屠杀中国人民……使用非人道化学杀人武器，维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

鹈野晋太郎：“指使军医用活人做实验”

“1944年春，在当阳飞机场西北角，我听说新任军医长谷川虽是外科医生，但没有临床手术经验，于是将当阳县老场地区的两名中国农民砍杀，现场指使长谷川用一名作为实验手术，将右下腹部割开5公分，摘出盲肠。”1954年8月3日，曾任日军大队情报宣抚主任、联队本部俘虏系中尉等职的鹈野晋太郎供述。

档案记载，鹈野晋太郎还曾指使军医静脉注射空气杀害和平居民多人。

多名日军将官在湖北被击毙

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宣告结束，但湖北军民的抗争没有就此结束。湖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孤悬敌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由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到五万多人，歼敌伪军4.3万人。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湖北境内发动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宜昌战役、鄂西会战，有效打击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在这些会战中，多名日军将官被击毙。

下川义忠，侵华日军第11军第10野战补充队队长，陆军少将，曾随大阪第4师团参加攻占菲律宾的作战。1944年4月19日，在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于湖北省应城县境内。死后追晋中将。

山田喜藏，日军陆军少将，襄东会战开始后，第11军对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实施包围，在大洪山地区与我地方部队遭遇，山田喜藏被当场击毙。

横山武彦，日军少将副旅团长。1941年1月，驻当阳日军千余人向我军远安防地进攻，179师537团三营九连一排长陈云龙巧妙设伏，击毙横山武彦。

小笠原数夫，1936年8月晋升为陆航中将。1938年9月4日飞抵湖北省孝感地区上空，被中国空军击落。

腾堂高英，陆军少将，武汉会战后，于1939年1月14日任独立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兼任九江警备司令官。1940年初，藤堂高英旅团抽调三个大队，执行以宜昌为攻击目标的独立作战任务。中国军队乘机向九江西部的瑞昌奔袭。6月3日，藤堂高英亲率所部驰援，突遭中国军队伏击，被当场击毙。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8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在汉口中山公园张公祠举行受降仪式，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由中国士兵押至受降堂前，摘下佩刀，低头进入受降堂，递上投降书。

此次受降共接受日军官兵202335人、骡马9967匹、手枪4474支、步枪159654支、轻机枪4585挺、重机枪566挺。

9月25日，武汉地区日军53995人全部解除武装。汉口市政府在中山公园立受降纪念碑以志。(记者张欧亚 陈会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