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口眺望长江南岸的武昌,满眼都是万达的标志性建筑:万达中心、万达威斯汀酒店、万达公馆,十余栋高层建筑沿着江岸一字排开,垄断了整个武昌天际线的制高点。 2011年,“摩天城市”网站发布了中国首份以摩天大楼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中,武汉以拥有13座152米以上高楼排名第八,这比武汉在中国城市经济总量排名位置还要稍微靠前。 武汉市从未停止过对摩天大楼的追求,近期,英国的切特伍德建筑设计所对外公布了为武汉市设计的高达1000米的凤凰双塔,设计所称“这对武汉而言,将是规模宏大的环境总体规划中的一座里程碑。” 城市规划专家刘昕曾批评,武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设缺乏规划,龟山电视塔的修建破坏了“龟蛇锁江、楼阁对峙、三镇鼎立”的历史格局,汉口武汉客运港的修建更是剥夺了象征汉口近代半殖民地历史的江汉关在天际线的统治地位。而高层建筑的无序布局和缺乏组织协调也造成了城市天际线混乱的局面,更致使“有山不见山,临水不亲水”局面发生。 武汉新一轮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显山露水”,城市格局中要显现“两江四山”,即长江、汉江和龟山、蛇山、洪山、九峰山,为此展开了一轮规模空前的旧城改造。而引入品牌开发商,则有助于提升整个城市的建设品位。 如今,楚河汉街不仅成为武昌的新商圈,更成为整个武汉市的一张城市名片。 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武汉市经营城市意识可谓“后知后觉”。 从2008年起,武汉才开始推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随后五年,政府累计投入3500亿元,推动13条快速路、20条城市主干道、6条轨道线同时兴建,最多时,整个城市同时有6000多个工地在施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满城挖”。阮成发倒也不怎么忌讳这个绰号,几次对媒体说,“不大搞建设,就对不住武汉。” 2012年前后,随着快速路通车、二环路成型、地铁开通,房地产开始成为该市重要经济支柱,土地财政机器轰然启动。从2011年开始,武汉市仅新增住宅供应量连续三年每年超过1200万平方米,比北京还高,而武汉常住人口还不到北京一半。2012年,武汉土地出让收入突破900亿元,位居全国第二,这也为武汉市城市改造提供了强大财力支持。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不仅洗刷了“中国最大县城”的恶名,而且还极大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国际知名不动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在2014年初发布的全球城市活力榜中,武汉被评为第五,其入选理由是:“借助大规模城市建设项目这一契机而崛起,成为快速城市化的城市。” 几乎没有人希望“摩天大楼定律”会在武汉重演:摩天大楼建成之际,即是经济衰退爆发之时。但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城市负债率急剧增加。 根据国家审计署2012年的审计显示,武汉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将近180%。根据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武汉市需要还本付息的债务达311.76亿元,相当每天需还债约1亿元。 审计署的报告公布之后,国内外舆论随即又给武汉贴了一条标签:“中国负债率最高的城市”。面对这一质疑,武汉市采取不回应的态度,城市形象危机再次遭受重创。 武汉市政府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面对舆论质疑,一位市领导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拍着胸脯说,党中央国务院知道武汉市真实负债情况,我们绝不是负债率最高的城市。 2014年初,武汉市长唐良智破例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他和记者谈了三个多小时。几个月后,他在一家视频网站上,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那则新闻专题片——“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与他之前接受采访设想的完全不同,他的采访只使用了不到3分钟,而武汉则被作为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一个代表,被塑造成一个即将破产的城市反面典型。 英国广播公司的这部新闻专题片播出后,很多之前打算来武汉投资的外商,也临时改变主意,退了机票,取消酒店预订,决定转投其他城市。 此时,武汉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仍需海量资金支持。武汉市建委主任王立认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与中部中心城市的定位相比,与国内先进城市的水平相比,武汉城市建设仍然处于加速发展期。 屋漏偏逢连夜雨,城市形象被国内外媒体抹黑之际,武汉的房地产市场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土地市场火爆不再。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2014年上半年,武汉土地成交金额21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三分之一,其中4月份的土地成交金额竟不足1亿元,上半年招拍挂中,三分之二的地块均以底价成交。中国指数研究院预计,三季度,在政策与市场双重积压下,武汉地价、房价拉锯战的爆发不可避免。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分院研究副总监李国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经历了2012、2013年的连续销售新高之后,目前的调整是政策与市场叠加的效果。武汉的城市基建与重大招商成果不断,交通配套、经济增长、就业提升有目共睹,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而这些都是楼市乃至整个武汉经济稳定发展的最根本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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