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
“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召开( 2012年3月13日 ) 3月初，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主办的“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多功能厅召开。来自北京、湖北、吉林、广东、上海等地的党史研究专家、学者及刘仁静亲属80余人与会。大会围绕刘仁静与五四运动、刘仁静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刘仁静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刘仁静与中共“一大”，以及刘仁静后期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心路历程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刘仁静的一生作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进一步推动了中共创建史的人物研究。
刘仁静，1902年生，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成员，参与组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红色寻访，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发现了一座有记忆的城市——湖北应城。李汉俊的故里还有一座纪念碑，刘仁静的故里可真是什么都没留下。昔日的泥泞小道，如今已是水泥路，刘家老宅也早就成了繁华的商业街。这种窘境，连热情接待我们的当地媒体也很无奈：“这样的报道我们也没做过，这次跟你们一起学习！”
幸运的是，这位“少小离家”的“一大”代表始终是故乡人引以为荣的骄傲，拥有为数不少的“粉丝”。从应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董建军那里，我们了解到，几十年来，以党史研究员、地方文化爱好者为主，应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刘仁静研究群”。这些或专业或业余的研究者前赴后继，接二连三生产出《最后的同志刘仁静》、《刘仁静传》、《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等专著或理论文章。更为可贵的是，这种红色记忆还在一代代延续下去，68岁的吴树森老人曾是应城“刘仁静专家”，这几年，他40岁的儿子吴学超也成了颇有建树的“刘粉”。通过他们的讲述，刘仁静在我们眼里从平面走向立体。
尊敬的刘仁静同志的各位亲属；尊敬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下午好！！
我是张闻天故居的张勤龙。今天，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参加“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
刘仁静同志参加革命工作主要奋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他留学苏联曾经在莫斯科留下了探索前进的足迹；刘仁静曾经立志，将来从事翻译工作，甚至，以此谋生。以上三点，张闻天几乎有同样的经历。刘仁静比张闻天小2岁，但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比张闻天早了5年多，因此，他们好像坐上了二列不同的革命列车，一列早发，一列晚发，结果，就几乎无缘在革命的队伍里成为知音。
查看《张闻天传》，好像只在上世纪30年代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是否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论战中，他们有一点点思想的交锋。不过，当时在论战时，用的都是笔名。张闻天为了隐姓埋名，还特意把论文，从莫斯科寄到日本，再从日本寄来上海。因此，笔战了一场，产生了影响，解决了问题，但是，他们二人，说不定彼此都还不知道，具体是和谁正在激烈地辩论着呢？！
不过，在张闻天没有入党时的1921年7月1日，刘仁静和张闻天，确实见过面，合过影。那一次，刘仁静从北京赶到南京；张闻天从杭州赶到南京。他们一起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大会。
据《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南京大会纪略》介绍，出席这次年会的有23人，约占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刘仁静等3人，迟到1天；张闻天等4人，早退1天；但是，这次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大会，一共开会3天。因此，刘仁静和张闻天还是有了一天时间的会晤机会。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张闻天图册》第19页就刊登了这次开会期间拍下的这帧照片。可能由于当时的集体照片的摄影技术不够全面；也可能是这张照片翻拍于《少年中国》杂志的缘故，《张闻天图册》上的这帧照片，不够清晰。这23人，挤在一起，人物形象，模模糊糊。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对这帧照片关注不够。
这一次，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来函，让我参加“刘仁静与中共创建”的学术研讨会，这才引起了我对这帧唯一的刘仁静与张闻天合影的高度关注。我发现，这帧照片，对张闻天来说，非常珍贵，对刘仁静来说，则更加珍贵了。
因为，这帧照片的摄影时间，是1921年7月1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月份。相距历史性的7月23日，也只有22天。因此，可以这样说，这帧照片中的刘仁静形象，几乎正是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的刘仁静形象，而且，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小红同志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画传》，没有选用这一帧照片。因此，这帧照片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更为重要的是，刘仁静在这帧照片中处于相当突出的地位。他左边是恽代英，右边是杨贤江，后边是高君宇。论身高，论年龄，他们都要让这位刘仁静称“哥哥”，但是，在这帧照片上，所有的“哥哥”们都很礼让，让这位“小弟”端座在这帧照片的正中央，最前方。即：座在第一排的最中间。这样一来，看看照片，刘仁静在这23位青年中分明处于“蜂王”的地位。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礼义之邦。吃饭拍照，都要讲究一个位置前后。在这帧照片上体现了“北大三杰”之一的刘仁静在当时中国先进青年中的崇高地位。这真是一张值得用心去解读的历史照片啊。
联想到《刘仁静》一书第86页的注解⑥，它介绍说，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刘仁静和罗章龙，在北京会面了。老友重逢，分外激动；回忆往事，心潮澎湃。当他们在谈到中共一大时，刘仁静笑着说：“当时，你们都不去，把这个光荣，留给了我。”罗章龙听了大笑道：“哪里哪里，你是众望所归、众望所归！”
什么叫“众望所归”呢？这帧照片中的23人，围着一个“年龄小、个子也小”的刘仁静，众星捧月，拍照合影，也许，这就是罗章龙同志所说的“众望所归”的一个具体的历史写照吧？！
一帧历史照片的一个解读；一位历史人物的一个回忆片断，刚好在这里重合，这不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真实吗？！即：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21年的一大召开，那个时候，我们的青年时代的刘仁静是何等地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啊！！这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也正因为这样，他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大代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中共一大上有了相当出色的表现。
一大召开，开天辟地；历史细节，感天动地。我们感谢“小小年纪肯奋斗”①的刘仁静，又做一大代表，又做马林等人的翻译，为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可惜的是，在革命的星空里，刘仁静同志好像只是一颗流星；一颗很明亮，很耀眼的流星。它很美，很亮，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等到1925年张闻天入党，再学习奋斗3、5年，也在党的理论战线上星光闪耀时，刘仁静这颗灿烂的流星几乎已经陨落了。因此，刘仁静和张闻天之间就没有很多的故事，可以组织成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他们之间，光有一帧合影可以解读，即便解读得再精彩，也无法弄成论文，参加今天的会议，和大家相会。为此，我特收藏了刘仁静同志的以下一些译著：
1、《革命与反革命》。新生命书局出版。民国21年7月18日再版。
2、《法国大革命史》（上、下册）。神州国光社出版。中华民国24年再版。
3、《托罗茨基自传》。神州国光社出版。民国22年初版。
4、《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8月第一版
5、《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第一版
6、《辩证法》（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第一版
7、《历史唯物主义》（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8月第一版
8、《我们的意见分歧》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4月第一版。
9、《科学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8月第一版。
10、《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3月第一版。
11、《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11月第一版
1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至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出版时间从1959年6月至1984年1月）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是刘仁静译著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一次，还很巧，我在网上还发现了这部著作的俄文版原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这俄文版的，我也一起收藏了。收藏这些译著，我想，至少有以下四点作用与感受：
一、根据收藏，写些论文。如今，我已经写成的有以下几篇：《刘仁静先生译著的收藏、研究及其它》、《凤凰涅磐 浴火重生——评刘仁静译“托罗茨基自传”》、 《“二大”前后的刘仁静》等。
二、什么时候、什么单位若打算出版《刘仁静文集》、《刘仁静译文集》等著作，那么，可以让这些收藏，发挥更好的作用。我觉得，作为一位有文化创造的历史人物，有关单位应该组织力量给刘仁静同志出版一些专集的。
三、通过收藏和研究，我才知道，不但刘仁静同志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他的女儿和女婿也都成了新中国令人骄傲的第一流的翻译家。他们就是台上就座的陈良廷、刘文澜老师。他们的译作《乱世佳人》等，真的令人，爱不释手，如痴如醉。《乱世佳人》是我平生看到的比较完善、相当优秀的翻译著作之一，其翻译质量，令人叹服。
傅雷是我的老乡。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傅雷家书》，空前绝后，我极喜欢。《傅雷译文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只有15卷，但是，在孔夫子网上，输入：“陈良廷、刘文澜”的名字，一网下去，就有38本。根据这个挂一漏万的网上调查，陈良廷、刘文澜的译著，在数量上，分明已经超越了我们上海浦东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了。
四、仔细体会我收藏的刘仁静同志的这些译著，我觉得，这些译著，比其它翻译家的作品，内含还真的有些不一样。刘仁静同志的这些译著分明是在一个几十年的托落茨基的超级冤案的苦海里泡成的。
这个超级冤案的苦海，很深，很大，波涛汹涌，险象环生。曾经有很多、很多的人，掉进去，都淹死了。刘仁静在苏联留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深陷其中。那个时候，天很黑，夜很长，苍海茫茫，迷雾四起。因此，在开始时，刘仁静掉进了苦海，也许不自知，还呼朋引伴往前游，直到1949年，解放了，天亮了，才发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于是，真诚往回游。然而，自以为已经上岸了，其实，人还在苦海中，而且，一时爬不出这苦海不算，连孩子们也几乎被拖了进来。让这一家人都活活淹死在这托落茨基的超级冤案的苦海里么？当然，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那怎么办呢？办法好像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苦海里，寻找绿洲，安营扎寨，而刘仁静同志的这些译著，正是他那苦海绿洲的生命果实。
因此，刘仁静同志的每一部译著，其含义，其价值，其份量，是不一样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能鼓舞在逆境中长期困厄的人们，努力奋斗，创造辉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如今，我们在这里，纪念刘仁静同志的110华诞。我想。此时此刻的他，应该从这苦海里上岸了吧？！刘仁静同志的一家人也应该从这苦海里都上岸了吧？！曾经的无边无际的托落茨基的超级冤案的苦海，大大地苦了你们，同时，也极其持久地磨练了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译著表明：你们勤奋；你们坚毅；你们坚强；你们顽强；你们没有“没有朋友实凄凉②”的感叹；你们都成了具有卓越成就的翻译家。此时此刻，我谨向你们表达最衷心地祝贺！！
一场冤案，全家蒙难；仁静以待，海涵地负。我们感谢“不怕坎坷善奋斗”的刘仁静，在繁荣祖国文化，特别是在翻译事业方面，译书育人，为党和人民又创建了奇功。
我的发言，就说以上二个内容，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张闻天故居
张勤龙
2012年2月28日（星期二）
注解：① 李大钊语。② 陈独秀语。
附录：邓力群的秘书朱元石老师建议认真修改发言稿的一封信
勤龙同志：
看到你在《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很为兴奋。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感情充沛，妙语连珠，幽默机智，从一张照片说起，敷衍出一篇如此让人动听的华章，显示出你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独到的才能。三句不离张闻天，这就是基本功、专门造化，把自己的身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研究阵地上，这就有了说话的份量，说话的底气，然后，把它连接在自己需要说的话题之上，就像在滋润的土壤里以生长的力量让种子发芽、挺身而出。文章有了比较，话就多了，就可漫不经心似地、其实，是匠心独运，舞来成风，拾来即成。刘仁静的独特遭际，许多话还不好说得过分，你用你酷似文学的语言，把现实的碰撞化解一边，更把历史的碰撞调和了起来，就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被挂到了大厅的最宜人观瞻的墙上。
但我建议你，编进集子时再把语言好好锤炼一下，多余的话，重复的意思，直到可去掉的字或词，都不惜去掉它。“最”字的用法特别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如“这部作品是我平生看到的最完善、最优秀的翻译作品”，固然你限定在自己平生，但我相信你一定还看过其它优秀的翻译作品，能把“最优秀”三个字确定下来吗？特别是“最完善”的说法更欠斟酌，世上哪有最完善的翻译作品？就像马列主义最高顶峰，不能封顶，它永远要发展下去一样。不过已经说出去的称颂话，很难回收，这事是该长点记性，而且要坚决回收。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在私下里说些闲话，说深说浅了都无所谓，要真正发表出去，不可造次！恕我直言，不要让人认为这人写文章轻飘飘，乱送人情，乱戴高帽子。
我愿意看你的文章，其他的请顺便寄我吧。
巴金老曾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要说真心话。我仿效他的话来说，做人的某种最高境界是无掩饰，能说真心话。所以说实在的，我是喜欢听你的不加遮拦的真心话的，不要因为我上面第二段中对你的评论而使你以后有什么顾虑去了，那是两码事，有人帮助“说三道四”，能使你的文章更臻完善。我说的是更臻完善，对吧！
我想在南方应该是春天了。春日好。春光好！
朱元石
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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